「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」,孝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,歷朝歷代都很重孝,但與其他朝代不同的是,晉朝對孝道推崇尤為突出,甚至強調要以孝治國,而非以忠治國。
在諸多歷史文獻以及掌故傳說里,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某些人物在面臨「忠孝難兩全」的情況時,都會舍孝而取忠。非但如此,古人在父母死後,有丁憂三年的習俗,但若是為了朝廷大事,則可以「奪情」。由此可見,對朝廷之「忠」應該是優先於對父母之「孝」的,唯獨晉朝例外。
嚴格來說,以孝治國應該是源於漢朝,兩漢二十四帝,除了兩個開國皇帝劉邦與劉秀之外,其餘所有皇帝的謚號之前都加了一個「孝」字,比如漢武帝的謚號其實是孝武帝,漢獻帝謚號也是孝獻帝。但漢朝對孝的推崇,還在一個正常人能理解的範圍內,晉朝則不然。
事實上,在晉朝不僅孝大於忠,其對孝道的推崇更是已經達到了病態一般的地步,後人編輯的二十四孝故事中,晉朝就佔據了五個名額,其中有一個郭巨「埋兒奉母」的故事,說的是郭巨因為家裡窮,決定把兒子活埋了,節省糧食供養母親。
故事中郭巨是東漢人,但寫故事的卻是東晉的干寶,因此其所反映的也是晉人的思想,孝固然是一種傳統美德,但「埋兒奉母」這樣病態的愚孝,卻是絕不可取的,為何西晉會推崇這樣的孝道呢?我認為,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。
高貴鄉公何在?——晉朝沒臉談忠,於是只能強調孝
《晉書·庾純傳》記載了這樣一則歷史故事:
純曰:「長者為壽,何敢爾乎!」充曰:「父老不歸供養,將何言也!」純因發怒曰:「賈充!天下凶凶,由爾一人。」充曰:「充輔佐二世,蕩平巴、蜀,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凶凶?」純曰:「高貴鄉公何在?」眾坐因罷。充左右欲執純,中護軍羊琇、侍中王濟佑之,因得出。
從這則故事,我們可以看出兩個問題:
第一個問題,賈充是西晉開國第一功臣,深受晉武帝司馬炎器重,庾純與他發生爭執,賈充竟然諷刺庾純「父老不歸供養」,導致庾純大怒,與賈充對罵。庾純為何會因為這句話發怒?原因正如前文所言,此時朝廷極為推崇孝道,賈充指責庾純不供養父親,庾純自然忍不下這口氣。
第二個問題,為何賈充又因為一句「高貴鄉公何在?」而與庾純徹底翻臉呢?高貴鄉公即是魏國國君曹髦,賈充本是魏國重臣,卻投靠了司馬氏,在光天化日之下,安排刺客於大街之上刺殺了曹髦,為司馬氏篡位鋪平了最後的道路,可以說這是賈充一生中最大的污點。
事實上,這兩個問是相互關聯的。正因為司馬氏是依靠「當街刺殺高貴鄉公」這樣的方式來篡奪魏國政權的,所以雖然西晉自稱繼承了漢魏正朔,卻依然沒法厚著臉皮一味強調忠,於是就把孝抬到了比忠還重要的地步。
晉朝的統治階級是出身於遵從儒家禮教的豪族,是以重孝
晉與魏的政權嬗變,表面上看是司馬氏取代了曹氏,但實際上這並非一家一姓之事,而是豪族對寒族的勝利。
《三國志·武帝紀》記載:
太祖武皇帝,沛國譙人也,姓曹,諱操,字孟德,漢相國參之後。桓帝世,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,封費亭侯。養子嵩嗣,官至太尉,莫能審其生出本末。嵩生太祖。
曹操雖然是曹參的後人,但經過幾百年時間,曹家已經沒落,其父曹嵩竟然拜了宦官曹騰為乾爹,可見,曹操是寒門出身。史書還記載說曹操「任俠放蕩,不治行業」,這說明曹操與漢末主流的豪門不同,並不遵從儒家禮教,曹操身居高位,代表寒族得勢。
但曹操想取代劉氏卻沒那麼容易,因為出身問題,他不可能獲得豪門士族的支持,於是就下令任人唯賢,只看才能不看出身,這樣一是能網羅一些懷才不遇的人才,二是尋求天下所有寒門的支持,從而與豪門對抗。
司馬懿本來也是出身豪族,見曹操勢大,於是就投靠了曹操,但內心卻一直在想著顛覆曹操以及曹魏政權。在曹操打敗袁紹之後,原本一些團結在袁紹周圍的寒族,於是就轉投司馬懿門下。
再加上曹操死後,一些原本是曹操一系的寒族也叛變投靠了司馬懿,於是司馬氏的勢力日漸坐大,並最終依靠政變奪權,成功篡奪了魏國正統。
概而言之,晉朝的統治階級司馬氏以及圍繞在司馬氏周圍的大部分朝廷重臣,都是豪族出生,他們數百年以來都一直遵從儒家禮教,這便是晉朝特別重孝的另一個因素。
西晉重孝之影響——佛教之孝
佛教大約在漢明帝時傳入中國,但漢代佛學一直未能大興,一直到晉朝時,因為連年戰亂,佛法才開始有了發展壯大的土壤。
在傳入中國之初,佛教並不重視孝道,在佛法的世界觀里,人生如苦海,提倡不娶妻生子,佛門弟子都要剃髮毀服、拋妻絕嗣、不跪父母,再加上佛教推崇的是消極出世,於是就被認為是不忠不孝的歪理邪說。
後來,到了西晉年間,由於朝廷對孝道的重視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,佛教為了在中國立足,開始嘗試主動與中國的孝道融合,開始翻譯了一篇《佛說盂蘭盆經》。
在《佛說盂蘭盆經》中,講述了佛祖十大弟子之一目連的故事,而目連在經文中的形象是一個孝子形象,這與佛教一開始棄親絕嗣、出家為僧的理念截然不同。
這一現象,也從側面說明了西晉一朝對孝道之重視,因為東漢初年傳入中土之後,到此時已有三百年左右的時間,這三百年間佛教始終不曾向中國傳統的孝道妥協,卻偏偏在西晉年間開始退讓,足以證明,佛教此時如果再不改變,可能會徹底失去立足的土壤。
結語
「羊有跪乳之恩,鴉有反哺之義」,父母之生育,是世上最大的恩情,因此盡孝也是每個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線,但不代表人應該無條件、無底線的愚孝。就比如郭巨埋兒奉母的故事,聽起來是一個宣揚孝道的故事,但郭家孩兒何辜?我們今人回望晉朝這段歷史時,一方面要吸取其重孝的傳統美德,另一方面也要警惕「埋兒奉母」這樣病態的愚孝觀。
參考文獻:
《晉書》
《三國志》
《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》
埋兒奉母——晉朝為何推崇如此病態的孝道?
「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」,孝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,歷朝歷代都很重孝,但與其他朝代不同的是,晉朝對孝道推崇尤為突出,甚至強調要以孝治國,而非以忠治國。
在諸多歷史文獻以及掌故傳說里,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某些人物在面臨「忠孝難兩全」的情況時,都會舍孝而取忠。非但如此,古人在父母死後,有丁憂三年的習俗,但若是為了朝廷大事,則可以「奪情」。由此可見,對朝廷之「忠」應該是優先於對父母之「孝」的,唯獨晉朝例外。
嚴格來說,以孝治國應該是源於漢朝,兩漢二十四帝,除了兩個開國皇帝劉邦與劉秀之外,其餘所有皇帝的謚號之前都加了一個「孝」字,比如漢武帝的謚號其實是孝武帝,漢獻帝謚號也是孝獻帝。但漢朝對孝的推崇,還在一個正常人能理解的範圍內,晉朝則不然。
事實上,在晉朝不僅孝大於忠,其對孝道的推崇更是已經達到了病態一般的地步,後人編輯的二十四孝故事中,晉朝就佔據了五個名額,其中有一個郭巨「埋兒奉母」的故事,說的是郭巨因為家裡窮,決定把兒子活埋了,節省糧食供養母親。
故事中郭巨是東漢人,但寫故事的卻是東晉的干寶,因此其所反映的也是晉人的思想,孝固然是一種傳統美德,但「埋兒奉母」這樣病態的愚孝,卻是絕不可取的,為何西晉會推崇這樣的孝道呢?我認為,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。
高貴鄉公何在?——晉朝沒臉談忠,於是只能強調孝
《晉書·庾純傳》記載了這樣一則歷史故事:
純曰:「長者為壽,何敢爾乎!」充曰:「父老不歸供養,將何言也!」純因發怒曰:「賈充!天下凶凶,由爾一人。」充曰:「充輔佐二世,蕩平巴、蜀,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凶凶?」純曰:「高貴鄉公何在?」眾坐因罷。充左右欲執純,中護軍羊琇、侍中王濟佑之,因得出。
從這則故事,我們可以看出兩個問題:
第一個問題,賈充是西晉開國第一功臣,深受晉武帝司馬炎器重,庾純與他發生爭執,賈充竟然諷刺庾純「父老不歸供養」,導致庾純大怒,與賈充對罵。庾純為何會因為這句話發怒?原因正如前文所言,此時朝廷極為推崇孝道,賈充指責庾純不供養父親,庾純自然忍不下這口氣。
第二個問題,為何賈充又因為一句「高貴鄉公何在?」而與庾純徹底翻臉呢?高貴鄉公即是魏國國君曹髦,賈充本是魏國重臣,卻投靠了司馬氏,在光天化日之下,安排刺客於大街之上刺殺了曹髦,為司馬氏篡位鋪平了最後的道路,可以說這是賈充一生中最大的污點。
事實上,這兩個問是相互關聯的。正因為司馬氏是依靠「當街刺殺高貴鄉公」這樣的方式來篡奪魏國政權的,所以雖然西晉自稱繼承了漢魏正朔,卻依然沒法厚著臉皮一味強調忠,於是就把孝抬到了比忠還重要的地步。
晉朝的統治階級是出身於遵從儒家禮教的豪族,是以重孝
晉與魏的政權嬗變,表面上看是司馬氏取代了曹氏,但實際上這並非一家一姓之事,而是豪族對寒族的勝利。
《三國志·武帝紀》記載:
太祖武皇帝,沛國譙人也,姓曹,諱操,字孟德,漢相國參之後。桓帝世,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,封費亭侯。養子嵩嗣,官至太尉,莫能審其生出本末。嵩生太祖。
曹操雖然是曹參的後人,但經過幾百年時間,曹家已經沒落,其父曹嵩竟然拜了宦官曹騰為乾爹,可見,曹操是寒門出身。史書還記載說曹操「任俠放蕩,不治行業」,這說明曹操與漢末主流的豪門不同,並不遵從儒家禮教,曹操身居高位,代表寒族得勢。
但曹操想取代劉氏卻沒那麼容易,因為出身問題,他不可能獲得豪門士族的支持,於是就下令任人唯賢,只看才能不看出身,這樣一是能網羅一些懷才不遇的人才,二是尋求天下所有寒門的支持,從而與豪門對抗。
司馬懿本來也是出身豪族,見曹操勢大,於是就投靠了曹操,但內心卻一直在想著顛覆曹操以及曹魏政權。在曹操打敗袁紹之後,原本一些團結在袁紹周圍的寒族,於是就轉投司馬懿門下。
再加上曹操死後,一些原本是曹操一系的寒族也叛變投靠了司馬懿,於是司馬氏的勢力日漸坐大,並最終依靠政變奪權,成功篡奪了魏國正統。
概而言之,晉朝的統治階級司馬氏以及圍繞在司馬氏周圍的大部分朝廷重臣,都是豪族出生,他們數百年以來都一直遵從儒家禮教,這便是晉朝特別重孝的另一個因素。
西晉重孝之影響——佛教之孝
佛教大約在漢明帝時傳入中國,但漢代佛學一直未能大興,一直到晉朝時,因為連年戰亂,佛法才開始有了發展壯大的土壤。
在傳入中國之初,佛教並不重視孝道,在佛法的世界觀里,人生如苦海,提倡不娶妻生子,佛門弟子都要剃髮毀服、拋妻絕嗣、不跪父母,再加上佛教推崇的是消極出世,於是就被認為是不忠不孝的歪理邪說。
後來,到了西晉年間,由於朝廷對孝道的重視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,佛教為了在中國立足,開始嘗試主動與中國的孝道融合,開始翻譯了一篇《佛說盂蘭盆經》。
在《佛說盂蘭盆經》中,講述了佛祖十大弟子之一目連的故事,而目連在經文中的形象是一個孝子形象,這與佛教一開始棄親絕嗣、出家為僧的理念截然不同。
這一現象,也從側面說明了西晉一朝對孝道之重視,因為東漢初年傳入中土之後,到此時已有三百年左右的時間,這三百年間佛教始終不曾向中國傳統的孝道妥協,卻偏偏在西晉年間開始退讓,足以證明,佛教此時如果再不改變,可能會徹底失去立足的土壤。
結語
「羊有跪乳之恩,鴉有反哺之義」,父母之生育,是世上最大的恩情,因此盡孝也是每個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線,但不代表人應該無條件、無底線的愚孝。就比如郭巨埋兒奉母的故事,聽起來是一個宣揚孝道的故事,但郭家孩兒何辜?我們今人回望晉朝這段歷史時,一方面要吸取其重孝的傳統美德,另一方面也要警惕「埋兒奉母」這樣病態的愚孝觀。
參考文獻:
《晉書》
《三國志》
《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》